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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资料汇编 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

来源:中国蒙古学信息网 发布时间:2018-05-10
摘要: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资料汇编 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 两千多年来,蒙古族草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北方骑马民族在草原历史舞台上的兴衰更替以及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变迁,以草原文学为特征的蒙古族文学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在每个

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资料汇编

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

        两千多年来,蒙古族草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北方骑马民族在草原历史舞台上的兴衰更替以及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变迁,以草原文学为特征的蒙古族文学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产生了一批流传后世的佳作精品。它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向人们昭示,在草原文化氛围中诞生和成长的蒙古族文学,不仅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而且还延续至今,并获得新的发展。

        公元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公元1234年,蒙古与南宋军联合灭金。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版图。元代疆域,《元史·地理志》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实际上是东、南到海,西到新疆以西,西南包括西藏和云南,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部,东北到鄂霍次克海。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游牧民族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强盛时期。蒙古最早见于《旧唐书》之蒙兀室韦,属东胡系统中室韦之一支,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并西迁到草原游牧。12世纪末,北中国草原上形成了塔塔尔、克烈、蒙古、蔑儿乞、乃蛮等游牧部落集团,其中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的铁木真(1162—1227)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经过多次征战于13世纪初统一各部,被推为大汗,即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建立之初,即任用木华黎、耶律楚材等制定军事、政治、法律制度,并开始使用文字,采用“汉法”。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位,发展了个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就了义大批各民族的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清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说:“元名臣文士,如移刺(耶律)楚材,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儿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鲁术翀,女真人也;蟋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人也;颜宗道,哈喇鲁氏人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岁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据统计,流传至今的汉文元诗总数在3万首以上,其中少数民族诗人有200余人,篇什达4000多首。蒙古族的两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自然是草原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英雄史诗具有许多共同特点,诸如篇什繁多,结构宏大,流传广泛,语言优美,且以理想化了的具有神话色彩的古代英雄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热烈歌颂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并多方面描绘了草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征战习俗。其中《江格尔》创造了一个“北方的天堂”。在宝木巴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草原部落中:“那里的人们永葆青春,永远像二十五岁的青年,不会衰老,不会死亡。”那里四级如春,“没有炙人的酷暑,没有刺骨的严寒,清风飒飒吟唱,宝雨纷纷下降,百花烂漫,百草芬芳。”《格斯尔》源于藏族的《格萨尔》,但是经过民间演唱艺人的不断加工、改造,不仅将其中的人物和地点都改成了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人名和地名,而且全部社会生活也都“蒙古化”了。

        《江格尔》是蒙古族的英雄史诗。这部作品产生于西蒙古瓦刺,一些篇章很早就已开始流传,到明代逐渐完善。经过今人整理的《江格尔》有十三章和十五章本,每一章讲述一段完整的故事,具有说唱艺术的特点。全诗通过描写以江格尔为首的6012名勇士捍卫家乡宝木巴,与各种进犯的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取得胜利的故事,反映古代蒙古族人民征服自然和丑恶势力的英雄气概与乐观主义精神,塑造了部落盟主江格尔、红色雄狮洪古尔、铁臂力士萨布尔、智多星阿拉坦策基、真正的美男子明彦、雄辩家凯古拉干等英雄形象,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创造。它是研究蒙古族文学、历史、艺术、民俗和语言的珍贵资料。除了汉译本之外,它还被译成俄文、日文、德文等,在不少国家得到研究。

        它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经过历代人民群众,尤其是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不断加工、丰富,篇幅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丰富,最后成为一部大型史诗。迄今国内外已经搜集到的共有60余部,长达10万行左右。这部史诗是以英雄江格尔命名的。关于江格尔一词的来源,历来解释不一。波斯语释为世界的征服者;突厥语释为战胜者、孤儿;藏语释为江格莱的变体;蒙古语释为能者。《江格尔》描写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全都出自虚构。

        《江格尔》应产生于蒙古社会还不发达的氏族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初期阶段。这部史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传说江格尔是奔巴地方的首领乌宗·阿拉达尔汗之子,两岁时,父母被魔鬼掳去杀害。藏在山洞里的小江格尔被善良的人发现收养长大。江格尔从小就具有超常的智慧、惊人的体力和高强的武艺。从7岁开始,他就建功立业,兼并了邻近42个部落,被臣民推举为可汗。以江格尔为首领的勇士们用他们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不断战胜来自周围部落的入侵,击败以蟒古思为头目的邪恶势力的进攻,逐渐扩大自己的力量、财富和领地,继而建立了以奔巴为核心的美好家园。这里四季如春,人们过着丰衣足食、相亲相爱的和平生活。但是这引起了江格尔仇敌的嫉恨,江格尔手下的能工巧匠等都成了被掠夺的目标。史诗围绕着抢婚、夺财、强占牧地展开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从中我们可了解远古蒙古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作为一部长篇英雄史诗,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如描写圣主江格尔,反复辅叙了他苦难的童年与艰苦的战斗经历,把他描写成一位机智、聪明、威武、能干,深受群众拥戴,为宝木巴事业奋斗不息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他作为一代开国汗主,是国家的缔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受到众勇士和人民的衷心拥戴。他成了众勇士的榜样、头脑和灵魂,人民的希望,是宝木巴繁荣昌盛的象征。

        《江格尔》描写最成功的英雄形象是洪古尔。史诗饱含感情地说洪古尔身上集中了“蒙古人的99个优点”,体现了草原勇士的一切优秀品质。他对人民无限忠诚,对敌人无比痛恨,有山鹰般勇敢精神,有顽强不屈的斗志。他热爱家乡、热爱人民,不畏强暴,为了宝木巴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蒙古民族那种吃大苦耐大劳,顽强坚定和英勇尚武的性格。

        《江格尔》通过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描绘了洋溢着草原生活气息的风景画与生活图景,体现了蒙古民族特有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在艺术风格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江格尔》的民族性还表现在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如运用丰富优美的卫拉特民间口语,融合穿插蒙古族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谚语,以及大量采用铺陈、夸张、比喻。

        关于这部史诗产生的年代,众说纷纭。已故的苏联科学院院士科津等学者断定它产生于15世纪;蒙古学者巴·索德那木和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帕·帕兀哈认为,它产生的时代早于15世纪,大约从13世纪开始出现,到17世纪时,主要部分业已定型。中国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它是原始社会的作品,有的则认为它最初产生于原始社会,流传到明代便基本上定型了。

        关于《江格尔》的产生和流传地区,其说法也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它最初产生在中国新疆的阿尔泰山一带蒙古族聚居区。近几年在新疆发现的大量材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的可靠性。《江格尔》至今仍在新疆各地的蒙古族人民中间广为流传。也曾在俄罗斯的卡尔梅克人中流传。现今的卡尔梅克人,是17世纪初从中国新疆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定居的蒙古族卫拉特部的后裔。随着卫拉特人的迁徙,《江格尔》便传播到俄国的伏尔加河下游。这部史诗在俄罗斯有一定的影响。

        《江格尔》这部蜚声中外的著名史诗,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广泛地反映了它从最初产生到定型之前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这部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大型史诗,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和全体人民群众同心协力,紧密团结,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就能克敌制胜,保卫家乡,创建和平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便是《江格尔》通过一系列瑰丽多彩的画卷和可歌可泣的故事所表达的主题思想。

        《江格尔》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的反面形像各部并不一致,几乎每部作品都各有一种敌人;但整个史诗里出现的正面形像却是一致的,主要的正面人物是宝木巴的首领江格尔可汗及其将领阿拉谭策吉、洪古尔、古恩拜、萨纳拉、萨布尔、明彦、哈布图、凯·吉拉乾等。这些理想化的正面形像大都是半人半神式的英雄。他们一方面有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禀性特征,又有着天神的非凡智慧和本领。这些英雄不但具有嫉恶如仇、勇猛善战、忠于家乡、忠于人民的共同性格特征,而且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特征。此外,《江格尔》还较为出色地刻画了一些普通劳动者的形像,在艺术创作方面也是别具匠心的。人、头韵、尾韵、腹韵传承意义。

        《江格尔》以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在蒙古族文学史、社会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江格尔》是蒙古民族文化的瑰宝。如果说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中最重要的民间文学体裁,那么《江格尔》就是这一体裁中篇幅最长、容量最大、艺术表现力最强的代表,它代表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最高成就,从而也代表了蒙古族远古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在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历史类型中,《江格尔》是继单篇史诗、串连复合史诗之后出现的大型并列复合史诗。这样的长篇英雄史诗在蒙古族土生土长的文学中虽然只有《江格尔》一部,但从后来蒙古《格斯尔可汗传》的流传形成看,并列复合史诗的结构实际已经成为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结构的一种规范。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在继承远古中短篇英雄史诗婚姻和征战两类题材和主题的同时,又新增加了部落联盟的题材和主题,从而把远古中短篇史诗所反映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婚姻、征战斗争扩大到部落联盟,把塑造氏族、部落首领单个或几个英雄形象扩大到塑造以江格尔、洪吉尔为代表的部落联盟英雄群体,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氏族制度瓦解、奴隶制度确立的过程。这样内容深广、人物众多的鸿篇巨制,不但在远古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首屈一指,在整个蒙古族文学史中也不多见。

        《江格尔》富于变化的音韵格律在蒙古族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从《江格尔》的音韵格律中,一方面可以发现萨满教祭词神歌等蒙古族诗歌音韵格律最初的萌芽形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蒙古族诗歌音韵格律走向成熟道路上的种种发展轨迹。这就使它不但成为研究蒙古族诗歌音韵格律发展的重要资料,而且成为学习蒙古族诗歌音韵格律的基本典范。

        《江格尔》还为认识远古蒙古人朴素的神幻浪漫的审美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如:对通人言晓人意、将外在形体美与内在精神美融为一体的“蒙古马”的审美观念;对以力、勇、义为基本性格特征的部落英雄人体美与个性美的审美观念;对于英雄相对立的贪婪、凶恶、残暴的蟒古斯的审美观念;对兽形类比的审美观念;对理想化的自然美与社会美的审美观念等等。这一系列以游牧文化(含狩猎文化)为根基的独特的审美观念对蒙古族传统的民族审美意识的形成发展同样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资料分类:

        蒙古族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蒙古族文学历史悠久,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和歌谣祝赞等,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氏族社会和奴隶制初期部落民的渔猎畜牧业生产,原始部落之间激烈频繁的征战,以及古代劳动者渴求征服自然力和社会邪恶势力的理想和愿望。像《勇士古那干》、《江格尔》这些古老的英雄史诗,以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面貌,对后代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得以空前发展,同中原的汉族、国内各少数民族以至欧亚各国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因此,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大大发扬,形成了民族文艺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史传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优秀民间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儿传》,抒情歌谣《母子歌》(即《金宫桦皮书》)、《阿莱钦柏之歌》等的出现,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兴起和各类民间文学的持续繁荣。这些作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现了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画面,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游牧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和风土人情,以及封建牧主经济上升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随着文学题材内容的变化,古代神话和史诗中神异的勇士为成吉思汗和他的将士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现实人物所代替。新生的封建主所从事的民族统一事业,下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各类文学作品中都受到热情的肯定和赞美。但是,这个文学繁荣期未能长久地持续下去。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的解体,蒙古族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又重新开始。从元末以至整个明代,蒙古封建主从欧亚和中原广大地区相继退回大漠南北。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为削弱,从此蒙古族文学进入了一个所谓“风雪期”。虽然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未因此而中断,但在蒙古各部和各个聚居区,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旷日持久的封建割据激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鲜明地表现在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乌巴什洪吉台》和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史书《黄金史》当中。在这一时期,传记式长篇英雄史诗《格斯尔传》也经过长期口头流传而形成书面作品。这部优秀作品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但在蒙古地区世代流传,已充分地蒙古化了,成为一部富有蒙古民族特色的独立之作。清朝统一中国,蒙古族的混战割据局面逐步结束,社会趋于稳定。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恢复,汉族古典文学(主要是诗词和明清小说)和藏族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格言谚语)对蒙古族文学影响日深。许多汉藏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和《格萨尔王传》等被改编或再创作,以蒙古说书和故事的形式广为传播,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这一部分作品数量大,影响广,已经成为蒙古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鸦片战争前后,内蒙古地区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共同的命运把中国各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扩大和深化,这就为近代蒙古族文学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快出现了蒙古族文学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这时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尹湛纳希兄弟跃居文坛,以作品的丰富多样,体裁的新颖独创揭开了近代文学的序幕。尹湛纳希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学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镜花缘》等汉族章回小说的艺术结构与表现手法,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新形式。他以毕生精力继承父亲的未竟事业,完成了历史小说《青史演义》,独立写成了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和《红运泪》。同时通过小说序言和各种杂文提出了自己颇有见地的文艺主张。他的长兄古拉兰萨则刻意追求汉族古典诗词的形式和意境,以句式整齐、韵律严格的蒙文诗词,有力地表达了他抗击英帝国主义的爱国热忱和不媚世俗的高尚品格。在此以前,优秀的翻译家和文艺批评家哈斯宝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红楼梦》节译为四十回的蒙文本《新译红楼梦》,并在此书的序言、读法、总录和四十篇回批中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近年来,哈斯宝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目,被誉为《红楼梦》评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内蒙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以鄂尔多斯高原的“独归龙”运动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这期间流传的“独归龙”民歌和民间故事,几乎传遍了蒙古族广大的地区。讽刺笑话巴拉根仓的故事,以及谴责诗人丹金旺吉拉、贺什格巴图等人的诗歌,从各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的面貌,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和本民族的僧俗封建势力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

        蒙古族现代文学是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烈火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直接同民族的存亡、人民的命运相联系,富于强烈的时代精神。歌颂起义英雄的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斗争矛头直指僧俗统治者的沙格德尔的故事,控诉王爷诺颜(官吏)压迫剥削罪行和洋鬼子侵华暴行的鄂尔多斯民歌,以及内蒙东部沦陷区流行的抗日反满民歌《国兵歌》等,都是发自人民肺腑的歌唱。在抗日根据地产生的革命民间故事、红色歌谣和革命戏剧,更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在作家文学中,著名诗人纳·赛音朝克图(赛春嘎)以大量诗歌和散文抒发了热爱民族和故乡的感情,从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长为有影响的革命作家。此后,一批年轻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也在解放战争中崭露头角,逐步成长为蒙古族革命新文艺的中坚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的新生带来了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学的空前繁荣。一支运用蒙汉文创作的作家队伍形成并壮大起来,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小说家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安柯钦夫(漠南)、扎拉嘎胡,剧作家朝克图纳仁、云照光等都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继他们之后,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文学新人在题材、风格和文学观念上锐意创新,已经在文学的各个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可喜成绩。此外,蒙古族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史诗《格斯尔》、《江格尔》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版本或新篇章,著名民间艺人琶杰演唱的长诗《英雄格斯尔可汗》得到了记录整理。古典名著《蒙古秘史》、《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经过校勘考订,先后出版。这些作品被译成汉文以后,在全国各民族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二、蒙古族英雄史诗的研究

        蒙古英雄史诗作为蒙古族古代文学主潮之一,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因此,宏观视角成为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重要选择。

        蒙古族英雄史诗与蒙古文化。唐吉思教授在《蒙古英雄史诗与蒙古人的文化思维》一文中认为,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蕴含着蒙古族各历史阶段中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思维。其中蒙古英雄史诗中不存在图腾崇拜的痕迹,而蒙古族原始萨满教的影响浓厚,还留有一些佛教的痕迹。唐吉思在《蒙宏观视角、微观视角均为学术研究中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宏观视古族英雄史诗与民族精神》一文中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其观点:(1)蒙古族英雄史诗中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2)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显现的爱国主义精神;(3)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表现的团结统一思想;(4)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凸现的理想主义精神。九月博士在《蒙古英雄史诗与游牧经济》一文中认为,蒙古社会的游牧经济可分为开始和发展两个阶段:唐代初期为开始阶段;唐代中后期以后为迅速发展阶段。文章对蒙古先民的社会结构、游牧文化等进行概括性分析与论述,提出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于游牧经济的初期阶段,不过,其大多数产生于游牧经济的发展阶段。巴·丹布尔加甫在《卫拉特史诗、英雄故事中女性生殖器崇拜观念》中说,崇拜象征性女性生殖器的岩洞或岩画,实质上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是以女性祖先崇拜为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的宗教观念。二者均为原始萨满教的重要内容,在表现形式上则有民族的和地域的差异。蒙古族英雄故事和英雄史诗之所以把女性生殖器崇拜观念绘声绘色地展现出来,就是因为蒙古民间文学的这种形式和内容从一开始就受到原始宗教的巨大影响。而女人施巫术,从死难的勇士身上迈过去,从而使其复活,借助“女阴洞”神奇功能让女人怀孕或依靠神秘岩洞的魔力,把垂死的亲人救活等等神话,都是先民原始观念的形象体现。

        蒙古族史诗艺术与史诗生成规律的解读。朝戈金博士的学术专著《口传史诗诗学》一书中从宏观视角对蒙古史诗蒙古史诗文本的类型与属性、史诗文本的语词程式、蒙古史诗步格、蒙古史诗韵式、蒙古史诗程式的类型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程式是蒙古口传史诗的核心要素,他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而程式化的根源是它的口头性。唐吉思教授在《蒙古英雄史诗中表现的蒙古人的审美思维》一文中,从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民族性格与社会道德的统一、社会生活与英雄行为的统一、审美认知与艺术表现等四个方面论述其观点。萨仁格日勒博士的《蒙古史诗生成论》一书中系统地概括性地分析了蒙古史诗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并论述了其生成环境、生成者和生成过程。认为,首先,蒙古史诗的生成是一种向本土文化的反省过程,离开本土文化越远,越有回归的强烈愿望,从而产生史诗开放性封闭圈。其次,蒙古史诗生成是一种围绕着一个主体,依靠两种机制,在人类文化各种信息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史诗生成的这一主体是“英雄不能失败”、“英雄不能死”或者“英雄一定回归”。再次,蒙古史诗始终生成于实际的和信息的两种时空之中,从而不断地阶段化、区域化(四个发展阶段,七大中心地带)。

        蒙古族英雄史诗比较研究。乌日古木勒博士在《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与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突厥语民族和蒙古族由于相同的游牧经济生活、共同的萨满文化背景、错综复杂的族源关系和频繁的历史接触,他们的英雄史诗之间具有诸多的共同特征。文中通过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和蒙古英雄史诗形成、发展规律和结构类型的比较研究,阐释了突厥英雄史诗和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的相似性。那木吉拉教授在《蒙古神话和英雄史诗中的印度日蚀月蚀深化影响》一文中以布里亚特史诗《阿拜·格斯尔》为例,认为印度日蚀月蚀神话也影响了蒙古族英雄史诗,它的有些母题情节融入史诗中,或成其重要内容,或在史诗中起到了连接史诗情节的“桥梁”或成为展开故事情节的总线索。陈岗龙博士在《鄂尔多斯史诗和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的共性》一文中认为,鄂尔多斯史诗和喀尔喀、巴尔虎史诗有着许多共性。一方面,这些地区和部落的史诗都是短篇史诗,保留着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古老形态,而且有不少史诗作品是这些地区所共有的。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史诗艺人运用相同或相似的修辞手法和公用段落创作并演唱着史诗。鄂尔多斯、喀尔喀、巴尔虎、布里亚特等蒙古部族和部落在蒙古民族尚未形成的时代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创造了原始蒙古史诗,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部落不断地迁徙流动,逐渐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地方,也随之将原始蒙古史诗的雏形带到新的生活环境中去,从而开始了蒙古各部落史诗之间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即开始了原始蒙古英雄史诗的分化。

        蒙古族英雄史诗母题研究。斯钦巴图博士在《蒙古英雄史诗抢马母题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认为,蒙古族以及中亚许多游牧民族史诗中都有抢马、偷袭马群的情节,在蒙古族中小型史诗中这一母题也常常出现。这是古代氏族部落间经济军事双重性掠夺的反应。九月博士在《试论英雄驯服野生动物母题与考验女婿习俗之关系》一文中认为,蒙古英雄史诗考验中所叙述的英雄为岳父家驯服野生动物而作为娶其姑娘的条件这一母题是蒙古族先民真实婚姻习俗之反映,与世界其他民族古老服役婚相似。英雄为岳父家驯服野生动物的考验任务与蒙古先民游牧年代有关。乌日古木勒博士在《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萨满入巫仪式》一文中认为,蒙古英雄史诗中常见英雄被杀,未婚妻抟英雄的骨灰,使英雄死而复生的情节母题。蒙古英雄史诗中英雄死而复生母题起源于萨满入巫仪式或成年礼。

        蒙古变异史诗、模拟史诗研究。学术界一般对蒙古史诗的发展分为原始史诗、发展史诗、变异和衰落史诗三个阶段。巴尔虎、布里亚特的史诗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保持着比较古老的形态;而卡尔梅克和卫拉特的《江格尔》则得到了高度发展,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已经相当成熟和完美;变异和衰落史诗,学术界常引扎鲁特——科尔沁史诗为例。与其他部落和地区的蒙古史诗相比,扎鲁特——科尔沁史诗确实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陈岗龙博士的《蟒古思故事论》一书是系统论述扎鲁特——科尔沁变异史诗(蟒古思故事)的学术力作。作者主要从民俗学、史诗理论的角度对蟒古思故事的起源、蟒古思故事中的神话主题、佛教与蟒古思故事等诸方面进行了解读。金海博士对蒙古变异史诗做过系统研究,曾发表数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变异史诗是远古或传统史诗相对而言的概念。他指的是一种同远古或传统史诗相比已发生质的区别的诗体。金海在《论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变异》一文中认为,蒙古族英雄史诗作为一种题材的整体,到13世纪便完成其形成、发展的使命,随着蒙古民族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在蒙古族书面文学的冲击以及中原汉文化和印藏文化(主要是佛教)的影响下,开始走上了变异、衰落以至逐步消亡的道路。蒙古史诗的发展,在民族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受封建意识、黄教思想、中原农耕文化艺术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异史诗在思想内容方面与远古或传统史诗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金海在《蒙古族变异史诗思想内容论析》一文中从婚姻主题的变异、征战主题的分化、君臣观念的萌发以及序诗中的宗教色彩、英雄从天而降投胎于人间和对坐骑、武器、布陈、法术描绘等方面进行了论析。金海在《蒙古族模拟史诗论析》一文中认为,模拟史诗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矛盾斗争,因此,从思想内容上看,其早已不是什么史诗。但就表现形式来说它却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史诗的形式。此外,对英雄的铠甲、坐骑的备鞍,对从蟒古斯肚子中掏出来的各种东西的描绘以及对很多战争场面的描绘等方面则较多地汲取了“说书故事”和某些变异史诗的手法。因此,模拟史诗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像是穿着史诗服装的当代长篇叙事诗了。乌仁其木格在《论科尔沁史诗》一文中认为,科尔沁史诗是蒙古英雄史诗在科尔沁的变异。科尔沁史诗这一名称可以代表在半农半牧地区的哲里木盟一带普遍流传的史诗。

        蒙古英雄史诗,既丰富又古老,近200年来引起了各国蒙古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和诗史学家们的注意和重视,早已形成了国际性的蒙古史诗学。虽然,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蒙古英雄史诗浩如烟海,许多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两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理论建设,以及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较此前有了新的开拓,诸如关于少数民族文学赖以发生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等。1991年8月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它不仅检阅了理论研究的队伍,同时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现将两年的概况综述如次。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民族理论界的热门题目。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系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变化,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各自民族文化的载体,它的动态亦是少数民族文化某些重新整合的标志。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少数民族文学现象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也更为切近少数民族文学的客观实际。
        周光大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发展繁荣》指出: “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特征的集中表现和民族存在的客观基础。民族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可概括为: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社会技术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技术进步、生产经验和人们的劳动技能方面,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机构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其具体内容可分为:生产性文化、生活性文化、交际性文化、制度性文化。观念性文化。”“狭义文化,是指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如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道德以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所获得的成就。”在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使用的语言文字问题时指出: “为了加速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民族文学的创作,既可用本民族文字创作,也可用汉语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创作”这样可使民族文学读者更多,影响更大。
        如果说周文从中国各民族文化的角度对一些文化现象予以了宏观的观照,那么玉时阶的《瑶族宗教文化剖析》〔2〕、黄革的《壮族多神教对壮族歌谣的影响》〔3〕以及刘守华的《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网络中的〈召树屯〉》等,则从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品所反映出的文化特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玉文指出: “在瑶族原始社会时期,宗教活动渗透到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禳灾祈福,人寿年丰,产生了颂歌与颂词;为了缅怀祖先的功德,祈求先人神灵的保佑,产生了叙述民族历史风情的信歌与歌谣……。如瑶族的著名史诗《盘王歌》和《密洛陀》等早期文学诗史中,瑶族的先民始祖“盘瓠”、“密洛陀”等都被描写为半神半人,神通广大,敢于为民除害,造福于人类的英雄。他们既是瑶族的始祖,又是全智全能的神祗。这些由宗教信仰而产生的史诗,既是瑶族宗教思想和宗教感情的表现,又是典雅的文学作品,在瑶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黄文从壮族多神教对壮族风俗歌谣的影响入手,论述了宗教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学巨大的制约作用,以及二者间互相促进的机制。指出丰富优美的壮族歌谣与壮族人民的宗教活动密不可分。历史上,壮族所信奉的多神教对壮族歌谣的产生、保存、传播和丰富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歌谣又将宗教活动推向前进。诸如“蚂(左虫右另)节”上唱的“蚂(左虫右另)歌”,“这种典型的宗教括动成了歌谣演唱与传播的场所”。而“壮族不少歌师、歌手就是师公或巫公,他们编唱各种颂歌和巫词,形成许许多多的叙事长诗和风俗歌谣,大大地丰富了壮族歌谣。”刘文全面系统的论述了傣族长篇叙事诗《召树屯》的由来及其发展脉络。他认为关于《召树屯》源流的探讨“不只是涉及对《召树屯》这部作品的评价,它也是比较故事学研究中久已存在的‘外来说’与‘自生说’之争在一个具体作品中的体现。”他认为遇到类似《召树屯》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学现象,不管用其中哪一种说法来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文章通过“《召树屯》故事的家谱”、“孔雀公主故事最后成型于印度”、“孔雀公主故事原型出自中国”、“中国的孔雀公主故事经丝绸之路传入南亚”以及“孔雀公主故事的回返与变异”等节的论述,最后指出: “在南亚地区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网络上,以《召树屯》为代表的孔雀公主故事,可以说是一个熠熠闪光的结点。它体现了中国印度文化交汇,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合流,书面文学与口头叙事的融合。这个文化交流网络虽然主要是由宗教文化传播所促成的,却在这个地区有力地推动了许多国家、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影响,冲突融合,共同繁荣。”
        刘文所涉及的课题,带有普遍意义。中国各少数民族间自古至今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而与周边国家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逐使各民族文学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自然的融汇着各民族文化的血液,带着多民族文化的烙印。科学的廓清重要作品的多重文化属性,科学的描绘出它们发生、发展的轨迹已成为许多理论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迅猛发展,在大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现代化的同时,各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发展,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创作中展现出一幅多种文化思想相互撞击冲突的图景。一些理论工作者准确地抓住了这一变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如邓爱华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种文化思想的冲突》〔 5〕与钟南、萧川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意识双重观照下的“侗民族意识”——试谈〈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以及张直心的《云南少数民族改革文学的流变》。
        邓文在简要的叙述了20世纪所出现的“多元文化并存不互相融合的趋势,跨文化现象是世界的潮流,现代人形象逐渐模糊化,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心态”后指出: “当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不再是单纯美好的愿望,而转变成艰苦的实践,它对整个民族生活秩序和心理习惯的振动,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多种文化思想的冲突。”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所经受的是更为强烈的双重文化冲击,“一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学的冲击,一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冲击。”在新时期之前,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基本上是模仿汉族作家的创作,无论在题材、主题思想、技巧、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没有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与当时的文化、时代背景有关。虽然出现了像玛拉沁夫等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家,但不能改变整个文坛的状况。”但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由于文化环境的宽松,少数民族作家们自身固有的民族血液、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潜力,均苏醒和沸腾起来,“他们要求表达本民族生活和感情的愿望更为强烈,他们要求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塑造出本民族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还有意识地回到自己民族的山山水水,寻觅本民族的民族之魂。”为此,他们有意识地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强化自己的民族意识。邓文在分析老、中、青三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具体创作时指出,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文化背景更为复杂,“未及成年就面临着社会性的文化空白,他们在文化贫乏的年代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营养”,在他们的文化思想尚未定型之时,“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涌入的西方现代文化,便首先被一部分思想委跃的青年作家所主动接受。”“东西文化的八面来风,他们都敢于捕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流派,几乎无所不包。”然而,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较之中、老年作家来说则少得多。一方面使他们少有民族传统的重负、一方面使之很难准确地把握民族的心理。因此,当“青年作家心旅历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往往反叛自己的民族传统,对民族心理传统习俗的落后因素予以猛烈的抨击,然而在与西方其它文化的参照中,加上他们较全面的理论修养,他们明白,传统是割舍不掉的,他们也深知对自己的民族、民族文化了解不全面,有时很浅陋,在与其它文化的对比中、他们的民族意识不是淡化了,而是更加强化。”从而表现出一种复归,然而这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对民族文化的更新。体现出一种自觉的,批判的意识。作者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的序言以及藏族诗人班果在《经幡飘拂的这一片土地》的片断进行了论证,认为他们或是在表现了新的价值观念诞生的一种矛盾心态;或是在对传统与现代、古老与年轻、迷信与科学等种种矛盾的对比描写中,使作品“充满了浓烈的时代色彩,令人感到现代化步伐的强劲。”
        钟南、萧川的文章在评论《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时指出:这本集子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深刻的‘侗民族意识’”。侗族作家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是的成功,正因为“侗族作家们绝大部分生在同乡、长在侗乡、经常与侗族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生活在一起,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始终与侗族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现代文明也不断地冲击着侗族作家们的心灵深处与内心世界,他们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意识的夹缝中生存,侗民族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升华。”
        张文虽然只写出了云南各族作家的情况,却不失为当前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缩影。文章指出: “改革与边地少数民族作家自身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民族文学的命运休戚相关,因而当他们第一次面向山外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他们大多自觉地围绕着改革择取题材。”开始时,“他们无意夸大非英雄的变革力量,却着意正视传统文化对变革的强大的阻拒功能。”接着他们逐渐“全方位”、“细腻”、“带有思辨色彩”地刻划民族深层心理,表现其“内世界”中道德思考的困惑与价值观念的裂变。最后,作家们“有一点却深信无疑,那就是: ‘古老的佛塔、鱼王的故事、神话里的九个月豪’毕竟不能掩饰现实的严峻,老辈人的道德情义终究不能治愈边地民族对贫瘠寒苦的恐惧,因而,正是无数个‘怕穷不怕富’、‘不安分,不守己’的蜜婉们的这种活力,而不是‘英雄’式的一呼百应、 ‘圣人’式的安天乐命,予示着边地巨变的前景。”文章最后写道:“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英雄意识与平民意识的矛盾,以其繁复的形式交错扭结、激荡碰撞,从而形成了一股极富张力的潮流。”
        关于1 991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问题。同时讨论了少数民族理论研究的方向: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少数民族古典文论的研究以及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与研究等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研究这一问题所需要的理论准备以及一系列的设想和构思。应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特殊性,在进行一般文学规律的总结和研究的同时,侧重于少数民族文学个性的研究,为丰富和发展一般的文学理论作出贡献。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应该包括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学的现状研究以及各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等。
        在关于方法和角度的问题上,有的学者提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有55个民族的文学,而各民族间又有其不同的历史、社会经济生活、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为我们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整体概括时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为此,在进行基本理论研究时应分别进行不同层面的抽象和概括。其中一个层面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宏观整体的研究,经过对各民族文学深入细致的考察,进行普遍规律的总结。另一个层面小些,或以地域为条件,或以语系为条件,对影响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因素相似相近的民族的文学作为共同的理论抽象的对象,总结它们的发展规律。第三个层面则是个别民族的研究,即对55个民族进行分别的研究,这也是我们进行诸层面理论概括的基础。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研究实现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全面、科学的理论提炼的目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立足于少数民族文学,又不要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学。倘若我们只是应用一般的文学原理,只是为文学学科增添一些新的例证(尽管这些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部分),那将失去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建议选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特殊视角,根据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特殊性,选取多种学科的角度,构建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论体系等,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有益的设想。

        资料目录:

1.《论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变异》金海《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06期

2.《论蒙古族变异史诗的特征》金海《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05期

3.《论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文化内涵》葛根高娃乌云巴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01期

4.《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哲学思想》陶克套苏和《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06期

5.《布里亚特人的英雄史诗》——评《格萨尔》[俄]瓦 纳伊达柯夫翻译 张克恒《蒙古学信息》2001年02期

6.《关于蒙文<格斯尔>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木道尔吉《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01期

7.《南部蒙古与东部蒙古的英雄史诗》[苏]涅克留托夫[蒙]土穆尔策伦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03、04期

8.《东蒙古流传的几篇蒙古英雄史诗》[苏]涅克留托夫[蒙]土穆尔策伦 苏联东方文献总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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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宋生贵 民族文化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 4

31赵志军 当代中国元小说的自觉意识 社会科学 2002 10

32赵永纯 论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产生与发展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8 2

33赤吉思 论蒙古族传统道德观念与蒙古族文学的关系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5 01

34赵永铣 蒙古族箴言、训谕诗的产生与特征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4 3

35卢兴基 元好问研究的新成果 山西大学学报 200 03

36张晶 元代后期少数民族诗人在元诗史中的地位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7 06

37林红 元遗民诗人的群体文化特征 社会科学战线 2004 04

38李献芳 元好问在东平的活动及对文化的贡献 齐鲁学刊 2002 05

39张思齐 宋金元的诗性学说与元好问的新乐府理念 山西大学学报 2005 05

40张立荣 元好问《唐诗鼓吹》的选诗特色 山西大学学报 2005 04

41田同旭 论元好问对元曲的开创之功 山西大学学报 1999 02

42海日瀚 新时期蒙古语诗歌中的现代派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4 01

43郭培筠 马背民族的英雄史诗 内蒙古师大学报 1998 05

44赵延花 马冀 论焦延寿咏昭君诗的价值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5 04

45科尔沁 浅谈蒙古族祝词 内蒙古师大学报 1997 05

46李献芳 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续夷坚志》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3 04

47任文京 唐代北方尚武风气对世人从戎及创作的影响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3 04

48胡建次 辽金元在唐诗上的贡献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5 01

49托娅 彩娜 内蒙古当代诗歌发展纪程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5 01

50邓建 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渤海大学学报 2006 01

责任编辑: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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